尋找中國經濟發(fā)展的平衡點

總結過去五年，有兩個現(xiàn)象讓人始料未及，一是能源危機，二是看病難。前者涉及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問題，后者則引出和諧社會能否建立起來的問題。 “十五”期間的經濟增長是出人意料的，而其增長模式更是令人震驚的。 與我們的初衷相去甚遠的是，ＧＤＰ的增長——不論是２０年平均速度世界第一、總量升到世界第六，還是人均增加了１４００美元——并沒有給全體民眾帶來應該有的福祉。 某種意義上說，中國傳統(tǒng)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，要延續(xù)增長，必須有新的增長方式。也可以說，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，或者說懸崖邊。 對“十五”的反思，讓我們看到硬幣的兩面： 一方面，過去幾年內，中國在諸多領域成就了爭當世界第一的夢想。我們的城市擴張之快，鋼鐵、煤炭產量之多，發(fā)電裝機容量之大，都令其他所有國家望塵莫及；另一方面，我們在取得這些成就的同時，也付出了巨大代價。比如消費能力沒有相應提高，原來的計劃是消費對ＧＤＰ貢獻率由４６％增加到５０％以上，但２００５年這個數(shù)字是３３．３％，不升反降。比如能耗一直走高，原計劃“十五”期間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３．２６％，單位產值能耗５年下降１５％－１７％，煤炭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從６１％降到５７％，結果卻是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１０％，單位產值能耗５年上升了７％，煤炭消費比原計劃多了５．８億噸標準煤。一個數(shù)字被廣泛引用：中國ＧＤＰ總量只相當于世界的４％，但卻消耗了全球４０％的煤、鐵礦石和水泥，還有其他難以列舉的資源。而與此同時，中國煤礦回采率之低、礦難之頻、百萬噸死亡率之高，也都成為另類的世界第一。再比如環(huán)境代價，中國的ＧＤＰ現(xiàn)在是世界第六，但是我們在二氧化硫排放量、化學需氧量、消耗臭氧層物質產生量等環(huán)境指標上早就成為了世界第一。我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質——空氣和水已經或正在成為有害物質，６０％的水源、２／３的城市地下水都被污染，已經無法飲用。 硬幣兩面之間的邏輯聯(lián)系是什么？我們不妨以煤為起點，勾勒一條中國經濟問題“生態(tài)鏈”： 煤炭為什么私挖濫采、價格猛漲還供不應求？是因為發(fā)電需要； 為什么電力上了這么多新項目，裝機容量已經或即將成為世界第一了，還經常出現(xiàn)拉閘限電？因為鋼鐵、有色、化工、建材等高耗能行業(yè)生產用電緊張； 為什么鋼鐵、水泥等行業(yè)已經成為世界第一了，仍然供不應求，還要上那么多新項目呢？因為城市擴張、房地產開發(fā)、工業(yè)開發(fā)區(qū)建設超過了預期； 為什么城市擴張速度已經超過了幾千年的發(fā)展水平了，地方政府還有那么大的擴張動力？是因為政府官員的主要任務就是發(fā)展經濟； 為什么發(fā)展經濟一定要圈地蓋樓、修路建廣場？因為這些都是看得見的政績。 …… 我們試著再往上游問一問： 為什么煤礦鐵礦濫開帶來這么多生態(tài)破壞和環(huán)境污染問題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沒有下決心制止？除了糾纏不清的官煤勾結外，還因為他們有一個硬道理——沒有飯吃，要那些樹做甚？！ 為什么煤炭安全事故這么多？因為挖煤可以賺大錢，死幾個人算什么？！ 為什么明知道挖煤、挖鐵礦這么危險，農民工還源源不斷？因為農民在家種地不賺錢還賠錢，“兒子上學、老娘看病等著錢用呢！” 為什么農民的兒子上不起學？因為農村還缺少真正的義務教育； 為什么農民種地不賺錢？因為糧食賣不起價； 為什么糧食價格上不去？因為進口糧食比自己的還要便宜； …… 看上去這是一個循環(huán)式的生態(tài)鏈，鏈條上的各個環(huán)節(jié)互為因果，難辨其蹤。但仔細想來，這個鏈條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，而操縱土地的，最終是政府。也就是說，是地方政府大興土木的沖動，衍生出了生態(tài)鏈上的所有問題。 正因為這樣，在一定意義上說，“十五”時期的宏觀調控，實際上不是調控市場，而是調控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。 回顧“十五”，我們可以發(fā)現(xiàn)一個有趣的現(xiàn)象：從計劃開始的第二年中央就發(fā)文，不是敦促各地各部門去努力實現(xiàn)目標，而是去遏止濫投資，制止重復建設。但后來的事實表明，這些有時是以“國辦”、有時是國務院直接發(fā)布的文件形成的中央政府決策，盡管言辭激烈，三令五申，卻并沒有打消地方各級政府官員的投資熱情。 怎么會這樣？ 有人說，地方政府權力過大，直接配置資源，指揮企業(yè)，中央的方針可以執(zhí)行也可以不執(zhí)行，是“十五”期間諸多經濟問題產生的根源。這也許只是答案的一部分。 我們可以說，“十五”期間的調控，是擴張和平衡的兩種力量在抗衡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博弈。當然，這并不表明“十五”的問題都是地方政府的問題。更深層次的原因大概可以歸結到現(xiàn)有的官員激勵機制和考評體系。 對官員激勵機制的錯位，其實也反映出我們已經延續(xù)多年的經濟發(fā)展理念的偏差，以及在這個理念下形成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局限。 在這一點上，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分析也許更為明確：“由于舊體制的遺產像各級政府繼續(xù)掌握很大的資源配置權力、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嚴重扭曲等沒有得到清除，有些地方在執(zhí)行中實際上變成了由各級政府官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調整結構，大搞‘形象工程’和‘政績工程’，這就引發(fā)了一系列問題?！? 這一方面說出了本輪宏觀調控兩難的原因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難處所在。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，應該說不是一個新鮮話題，至少在“九五”期間就已經正式提出了，為什么提了這么多年也解決不了？ “因為現(xiàn)有的增長模式有一個非常堅實的基礎，即政府主導資源配置。只要政府仍然主導資源配置，增長模式就不可能轉換?！敝袣W國際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說。 盡管這２０多年，企業(yè)有了大多數(shù)經營管理的自主權，市場也逐步在發(fā)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。但是在資源配置上，特別是在市場的三大要素（土地、勞動力、資本）方面，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政府。 這一點在土地問題上是典型的，通過征地，把農村土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，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，并依次介入整個經濟的全過程。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研究表明，低價征用的土地成為高速城市化和工業(yè)化的驅動器，同時也損害了農民利益，帶來諸多社會問題。 因此，改革不但不應停滯，而且還要繼續(xù)深化，特別是要素市場的改革要加快，政府不僅要退出產品市場，也要逐步退出要素市場，讓市場根據效益原則在要素配置發(fā)揮更大作用。政府退出還意味著解除價格管制，讓價格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。 在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上，政府讓位于市場，不僅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前提，也是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的途徑。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離不開政府的角色轉換。這些年地方政府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招商引資，我們在各地隨處可見類似這樣的口號：“誰得罪了投資者，誰就是××市的罪人?！? 從這個標語里，我們能讀出很多耐人尋味的東西。政府把投資者當作上帝，一切圍繞投資者運轉。這本身并沒有不妥，關鍵是在出現(xiàn)投資者與市民利益沖突時，政府站在一個什么立場，為誰說話？如果置市民百姓利益于不顧，那顯然出現(xiàn)了問題。 現(xiàn)在一般說政府的角色問題，無外乎越位、缺位、錯位，但這三者之間也不是一個并列的關系，而是有某種因果聯(lián)系的。正是政府有越位的沖動，才出現(xiàn)了錯位的事實，從而在應該做事的領域造成了缺位，因為政府的缺位，在公共領域才出現(xiàn)那么多讓百姓不滿意的事情，最典型的就是看病難、上學難。 這樣一來，放棄越位沖動、克服越位傾向、制止越位行為，就成為我們下一步政府改革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內容。當然，建設服務型政府，為老百姓提供公共產品、搞好公共服務，也應該是人民政府角色內涵的應有之意。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，用什么方式、什么力量來推動政府的角色回歸？ 有人說，依據科學發(fā)展觀對官員制定一套科學的考評體系，也有人對此表示疑問。 “我看更容易見效的解決辦法，還是毛澤東在和黃炎培關于歷史周期律的談話中所提出的那一條，就是實現(xiàn)民主?！眳蔷喘I認為，要讓各級政府官員都受納稅人，即全體成年公民代表的監(jiān)督。專注于產值增長而不顧資源耗竭、環(huán)境破壞等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做法就很難行得通了。因為任何只靠由上而下的考核，而沒有作為社會主人的群眾有效行使民主權力，是管不住官員的越權行為的，更沒辦法保證所有官員都自覺自愿地為大眾謀福利。 從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，我們能讀出關于政府改革的決心——“必須大力加強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設。我們要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，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。繼續(xù)推進政企分開，減少和規(guī)范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。堅決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交給市場、企業(yè)、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。切實轉變政府管理經濟方式，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。大力推行政務公開，完善政府新聞發(fā)布制度和信息公布制度，提高工作透明度和辦事效率。建立健全行政問責制，提高政府執(zhí)行力和公信力。” 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五年會有一個比較樂觀的前景。但最近從各地傳來的事實表明，追求ＧＤＰ增長的神話，似乎還在繼續(xù)： 從２５個省區(qū)市已公布的各自“十一五”發(fā)展規(guī)劃來看，ＧＤＰ增長指標全國定位為７．５％，２５個省區(qū)市中定位在８．５％的有１個，定在９％有７個，定在１０％的有１０個，定在１１％有３個，定在１２％有３個，定在１３％有１個，平均在１０％以上；全國規(guī)定單位產值能耗５年中應降低２０％左右，各地規(guī)定降低３０％的只吉林一省，降低２５％的為３個，降低２０％的為１０個，降低１５％有３個，降低１３％有１個，降低１２％有１個，未提出具體指標的有６個。 也許僅就這一組數(shù)字作出一個判斷還為時尚早，那么我們不妨做一個猜想：未來五年，我們ＧＤＰ的增長速度不會低于１０％，我們的單位ＧＤＰ能耗不會降低２０％。也就是說，中央規(guī)劃的兩個基本目標，是難于實現(xiàn)的！ 這看上去讓人有些無奈，甚至悲觀?？茖W發(fā)展觀、和諧社會的新理念，到底對改變那種“盲目的進步”會產生什么作用？五年之后等待我們的將會是什么？我們缺少的到底是什么？（中國經濟時報）